高天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听到这个名字，在记忆中搜索了半天，似乎在中山的七八年中，没听到谁提到过这个企业。在百度上一搜，跳出来的都是各电子商务网站、招聘网站关于“高天金属”的用工、产品销售等信息。好不容易找到了它的官网，首先跳出来的是个中英文对照的首页，点击进去，又变成了全英文网站。再找业内人士一打听，才知道不得了，这个专门生产铰链的企业竟然是全国此行业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在全球也能排到前三名，又是一个行业中的隐形冠军。
        接受我们采访的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麦智桦，作为接班的二代，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沟通中，技术是他谈得最多的地方。对于二代接班的得失，有着10 年工作经验的他也毫不讳言，给我们揭开了外人眼中看来的二代人幸福接班，其背后隐藏的痛苦蜕变。当我们问他希望别人如何看他时，他希望别人说他是“务实的人”。
        出国留学避免两头不到岸
        记者：当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国留学的呢？
        麦智桦：我是大学一年之后去的，本来考上了广外，读了一年后转校去了英国，又继续读了三年。2005年从英国留学回国，算是第二批回来的。第一批是2002年左右毕业回国。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师兄师姐帮忙接风洗尘。
        记者：您回国已经十年了，感觉留学对自己如今的工作有哪些帮助？
        麦智桦：眼界开阔了，分析问题会更全面，独立能力也更强。还有就是英文水平提高了不少，和客户沟通起来更好，这是最大的帮助。
        记者：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山的企业家都比较流行把子女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你作为过来人，是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麦智桦：按照我的经验，如果是以提高子女的教育质量为目的，国外留学还是很好的，但如果是以接班企业为目的，送子女去外国留学对接手企业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有可能让你变得无所适从。你到国外留学三四年，国外那一套没学到家，回国后又不能适应，很多海归都是迷茫的，即粤语说的两头不到岸。
        记者：如果现在再让你重新出国留学，你会选择学什么专业呢？
        麦智桦：当初我选择的是工商管理专业，现在很后悔。这个专业看似和管理企业有很大联系，但由于国内外的人文环境有很大差异，实际作用并不大。如果再让我选择，我会学习金融、财务等专业，或者是纯技术的专业。
        给子女创业机会好过让他们直接接班
        记者：作为父辈来说，送你们去国外学习，是希望你们能在更高的起点学习企业管理，学成后回来接班。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吗？
        麦智桦：二代接班问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碰到的一个普遍问题，处理不好就是一个危机。
        家族企业的传承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厂房、设备、雇员、资金等有形资产可以很容易继承。但父辈经营多年的社会关系、政商关系、人脉，客户关系以及创业精神等是无法直接继承的，而这些无形资产才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得到延续，二代的接班就很容易失败。父辈让我们去国外学习，得到好的教育，想我们回来继承企业。不过现实是现实，有很多事情不是一厢情愿的。
        记者：我有几个企业家朋友的子女，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不是去旅游，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不愿意接班。你觉得这样的子女是不是对父辈缺乏责任感呢？
        麦智桦：我觉得他们是聪明人，其实接班的失败率不低，而且父辈把自己的理想套在子女身上是否正确也值得商榷。如果父辈有魄力，也有条件，倒不如让子女积累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企业经营经验后建立自己的事业。我觉得相对于继承父业和有条件的创业，创业成功的几率可能会更高些。
        记者：很多企业也会聘用职业经理人，和二代接班相比，你觉得哪种更好？
        麦智桦：如果我们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回报率，那么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失败的，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有一份数据统计，他们对全世界知名公司的进行调查，发现家族企业的回报率是职业经理人打理的企业的1.3倍到2倍。这是制度决定的，职业经理人是合同聘用制，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取得令股东满意的业绩，否则他们很可能被解雇，这就决定了职业经理人更看重短期效益，经营策略比较急功近利，但是家族企业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人抨击家族企业的弊端，但是家族企业在快速决策，快速整合调动资源，以及灵活执行方面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在最短时间内把该犯的错都犯了
        记者：你在自己的家族企业做已经十年了，对父辈的传承，如果按照百分比，你觉得传承了多少？
        麦智桦：50%左右，另外的50%是靠自己摸爬滚打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
        记者：你2005 年回来，父亲是怎么样培养你？是一开始就让你当副总，还是从基层的销售做起？
        麦智桦：我觉得父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做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倒逼，把你抬到很高的位置，让你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该犯的错误都犯了，错误过后你对社会、企业、自己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和定位，做人做事就踏实了。人都是在错误中成长的，把孩子关起来不让他犯错误，他就永远不会成长。
        记者：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麦智桦：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所以我们的生意也变差了。正好那时国内的社会舆论又大力鼓吹弃出口转内销，我当时就尝试在国内做一个品牌，从门五金拓展到整体五金，把卫浴、厨房等产品都整合进去了。结果产品线拉得太长，而且对于卫浴,厨房用品没有专业知识，开展销售工作举步维艰，最后导致很多产品卖不出去，亏了几百万。父亲当时是看到问题的，但是他还是允许我去犯错。
        记者：但是当你的主营市场不好的时候，去拓展新市场也是很正常的举措啊？那你现在觉得当时明智的做法该怎么办呢？
        麦智桦：作为单个企业，我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很小的一块。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它的原因是什么，影响有多大，持续有多久,其实都是不清晰的。在外部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优势，把擅长的东西做好是最安全的方法，最危险的是把自己擅长的东西扔掉了，而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当时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稳守。
        记者：有没有感觉自己是海归，在想法和理念上跟员工或下属会有脱节？是否会用一些西方的方式来管理企业？
        麦智桦：刚开始两三年会有的，但慢慢你会觉得，海归与否并不重要，在一个大环境里谁也不比谁聪明。
        留学的经历会让我学会了自立，在英国的三年学习可以说是自生自灭，你可以不上课不写作业，毕不了业是自己的问题。考试这么重要的事情，学校都是把时间地点贴在公告栏里，看不到就看不到，错过考试就要重修重考。学生看公告栏是学生的责任，错过了就要自己承担后果，这跟国内的习惯是两码事。若将这种做法放在我的企业里，我觉得员工会很不适应，也未必能把事情做好。
        国内员工不少缺乏契约精神
        记者：那你在熟悉了中西方的管理之后，觉得中国的企业到底该如何管理呢？
        麦智桦：西方管理强调制度，但它的前提是雇员的文化素质、职业素质、诚信度等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水平，但是在国内情况会很不一样。你的管理必须有充分的弹性，并与行业特性、社会环境、地方特色以及雇员素质等条件相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指定灵活的，及时的管理手段，管理无常势，不能局限于所谓的东方和西方。
        记者：据你观察，这是中国企业的弊病吗？
        麦智桦：我真正长时间生活过的国家只有英国和美国，刚好这两个国家是西方社会的代表。依我观察我西方企业的管理比国内企业的管理要好，也容易许多。并不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聪明，只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契约精神，而且这种契约精神是西方社会的灵魂。大部分人能信守承诺，即使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将自己的工作完成好。一个再大的项目分解到个体员工其实都是一个个简单的任务，如果每人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很多。但在国内这种契约精神是相当缺乏的，实不相瞒这也是在国际职场上相当被人诟病的。
        记者：在这个前提下，你认为员工个体有可能得到改变吗？
        麦智桦：要改变他们的想法不太可能，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我觉得，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制度和流程能规范员工的部分行为，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管理问题。
        每家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实际上是差不多的，有的企业破产，有的企业成功，差距就在执行力。中国企业从来不缺计划和制度，真正欠缺的是执行力。
        记者：有没有好的方法去提高执行力呢？
        麦智桦：我的经验是在制度合理且可执行的情况下，要经常监督，并要有奖惩机制，管理中有一句话"未被监督的就是未被执行的"，另外一个即时的奖惩机制对于刺激员工的执行力是很重要的。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的解决执行力问题，但我认为除了这个办法，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提高员工的执行力。
        容忍任性乔布斯是商业界的偶像
        记者：在父辈创业的企业做了这么久，对企业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麦智桦：我读书的时候，对父亲创建的企业会低看一眼，总认为处处不如别人。但轮到自己经营企业的时候，我深深觉得经营一个企业太难了，父亲做到的其实已经是十分不容易，如果把我放到他当年的处境上，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记者：进入企业后，在管理和经营方面和父辈的冲突多吗？
        麦智桦：一开始冲突非常多，但当我慢慢地看清社会现实后，就开始理解父亲了，比如以前我经常说父亲独裁，身边这么多经理，为什么不分权给他们？但现在，我理解他了。
        记者：我观察你的办公室很素，其他人可能会挂些自己喜欢的字画名言，放个茶台什么的，但你这里什么都没有，是不是生活方面已经很西化了？
        麦智桦：我的办公室不是什么都没有，至少还有一些样板……具体生活方面，和太中式的已经脱离了，在现今社会也没条件实现,但是在骨子里还是很怀旧的。比如我结婚的当天，穿的还是中山装。我还是很喜欢传统文化的，特别对唐史比较感兴趣，平时也会看看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或者是一些相关历史节目等，有时也喜欢去看画展。办公室我还是喜欢简洁，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就足够了。
        记者：在10年的商业生涯中，有没有自己崇拜的偶像？
        麦智桦：乔布斯可以说是我商业界的偶像。与其说崇拜，倒不如说是羡慕，作为这么大一家公司的老板，他所在的社会环境能容忍他的任性，能允许他把100%时间放在研究他喜欢的东西上，这确实是我所向往的状态。
        企业家苦衷承担太多压力和责难
        记者：如果拿自己和父辈比较，优缺点在哪里？
        麦智桦：我在文化跟见识方面肯定要比父辈好，但若是说对自己的约束，我还没有达到父辈的那种状态，他每天8点准时打卡，我就做不到。我在自律这个层面上，还不如他。
        父辈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当时人还是比较单纯的，员工服从度和执行度都比现在好很多，因此管理比较轻松。现在不同，除了管好员工，还要跟员工斗智斗力。父辈那个时代人力还是很充裕的，真正的难点是业务和资金。现在在业务和资金不是最大问题了，主要难题是如何在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赢得国际竞争，也就是升级的问题。
        我认为我最大的缺点是在社交方面还很不到家。
        记者：我们经常听说 "富不过三代"这种观点，你是否认同？
        麦智桦：我觉得"富不过三代"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是教育问题，包括家庭教育，校园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氛围；第二个是财富的积累路径问题，今天可能电商兴起，首富就是马云，明天房地产兴起，首富就是王健林，反映商业社会还不是那么稳定和成熟，有很多人是抓着一个机会，赶上一个政策，或者是取得一种特定时期内的特定资源致富的，这些都很难长时间持续。
        记者：你们这一辈人都被冠之以"富二代"这样的称呼，你对这个称呼有什么感觉？
        麦智桦：一开始我很讨厌这样的称呼，很多人认为你是"富二代"，经营好父辈的企业是应该的，如果经营不善就是败家子。但现在习惯了，也没什么了，我不需要向其他人交代。
        记者：你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麦智桦：我认为在中国要办好一家企业并让企业盈利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总看到企业家的不足，但却总是对企业家的苦处视而不见。中国的企业家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压力和责难，企业办不好不能全部归结于企业家的问题，企业家的培养和成长需要土壤，乔布斯离开美国也成不了乔布斯。不管公司大小，每一个能把企业经营好的企业家都是了不起的。我觉得我们要给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为他们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并切切实实地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可以发挥自己全部的能力专心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到那时候我们再去评判中国的企业家。
        记者：很多人都说，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较为浓重的戾气，其中仇富就是一种，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否有化解的可能？
        麦智桦：我觉得所谓的仇富，不是单纯的憎恨有钱人，有多少人真的憎恨乔布斯和李嘉诚？我认为人们仇的是"不阳光致富"。有部分人不是靠努力工作致富，不是靠诚信经营致富，而是通过一些不法手段致富。而一些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办企业的人不但赚不到钱，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可能被践踏。人们仇富的根源是仇不公平，仇不公正。
        要化解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从社会的基本面入手，例如国家推行的一系列针对市场经济的新政，推行的依法治国等等，都旨在建立更公平公正健康的社会环境和商业市场。等努力工作的人有出头日，诚信经营的企业能赚钱，个人和企业的合法利益能受法律保护，违反社会公德和触犯法律法规的个人和企业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老百姓才会对社会重拾信心，社会上的戾气才会慢慢散去。